我们有必要回顾人类历史上曾改变社会的重大流行性疾病事件，从中吸取教训，寻找终止疫情的密码。这个密码不仅仅只有医学药方，还涉及教育、行为、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反思。

“现在全球疫情处于关键时刻，中国以外的地区成为最大担忧。”这是2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位于总部的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截至日内瓦时间27日早晨6时，中国境外共有44个国家出现3474例新冠肺炎病例，54例死亡。这场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最终还是冲破防线扩散到全球。

与此同时，武汉，这座超1000万人的大城市已经封城了一月有余，昔日热闹的繁华都市变成了冷冰冰的空城。封城的决定下得并不容易，它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封锁一座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

进入21世纪，现代医学体系更加完善，人类对于已知传染病能进行有效地控制，但病毒依然如此轻易就击垮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究其原因，当前全球人口已达78亿，群聚性的超大型城市无处不在，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全球化的快捷加速，都为病毒提供了加速流通的通道，也给了病毒变异和感染的温床，而国家、政府、医疗和科学并没有演变出与社会体系相适应的病毒防控体系。更何况，面对病毒这个狡猾凶狠的敌人，人类几乎从未胜利过。

就在武汉封城的同一时间，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在Netflix上线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会发生。”纪录片忧心忡忡的预言在当下成为了现实。病毒，这个与地球几乎一样古老的生物，它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毕生都在寻找宿主、复制自己。每隔一段时间，病毒就会席卷全球，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从最古老的欧洲黑死病、霍乱，到近一百年发生的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非典……

虽未轻言胜利，但人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却也战果辉煌：欧洲黑死病打破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拜，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工业时代的到来；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促进了美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疫苗等先进的科学和诊疗技术也不断发展，霍乱、鼠疫、天花等疾病已经被成功消灭，各个国家逐渐建立了抵御传染病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从某个层面来说，病毒一次次改变着全球的政治、文化、医学、科学的走向。

“新型传染病，才是21世纪防疫大敌。”世卫组织反复强调。这是人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清敌人的强大，而一旦取得这样的共识，聪明的人类必将以强大的头脑和执行力全力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有必要回顾人类历史上曾改变社会的重大流行性疾病事件，从中吸取教训，寻找终止疫情的密码。这个密码不仅仅只有医学药方，还涉及教育、行为、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反思。

01 大流感侵袭

20世纪初，世界人口锐减并不是一战造成的，而是病毒。一场大流感随着战争的脚步扩散到全球，造成5亿人感染，4000万~1亿人死亡。当时世界总人口不过只有17亿人。

1918年3月11日，周一，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新兵训练营正在火热集训新兵，准备投入到欧洲战场。后方，一位连队厨师，列兵吉特切尔向护士抱怨自己“发冷，咽喉肿痛，头疼并且肌肉酸痛”。这位厨师成为了后来扩散到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的“零号病人”。

从吉特切尔开始，病毒向全军营扩散开始。新兵训练三个月后可以享受5天假期，这种休假机制使病毒向美国全境进行了扩散，4月底，美国50个大城市中的30个，都发现了流感病例。但这些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感冒而已，军人可是要上战场打仗的。

病毒肆无忌惮，猖獗着在人类中传播。8.4万名美军被船只运送到法国参加一战，4月，流感病毒在欧洲大陆的英法军营里迅速扩散；6月，德国军队中流感开始爆发，而这时英法军队的士兵陆续痊愈并恢复战斗力，一举击溃德国的抵抗，并正式拉开德军灭亡的序幕。

一战在病毒看不见的运作之手中结束了，但流感还远远没有结束。8月，流感出现变异，从法国、美国开始直至全球爆发。美国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对大流感袭击军营置若罔闻，他正在准备着举办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这场游行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目的是销售几百万美元战争公债，游行会有几千人参加，旁观人数会达到几十万。虽然克鲁森感受到了人们要求取消游行的强大压力，可报纸头条用头条刊载了一条好消息，引发流感病原体的鉴定有所进展，研制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可以展开了。报纸没有说明的是，科学家对这一发现并无把握。克鲁森向游行的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就这样，几十万人参与的费城自由公债游行如期展开了。

这场游行被认为是流感全球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助力。在游行之前，流感主要在军营和水手中流传，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的病床全部爆满。仅仅10天之内，流行病就从每天几百个平民患病、仅一两例死亡，发展成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

“我们已经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写道。在1918年，战争是当时的主要话题，稳定军心是政府的要务，他们担心采取任何会引起恐慌的行动。于是权威人士信誓旦旦对报纸称这只是普通流感，包括美法德在内的参战国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不允许把区区流感渲染成“瘟疫”。整个欧洲，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受管制，每天报道自家的流感情况，整整八百万西班牙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国王阿方索三世都染上了，全球媒体也迅速跟进，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下，西班牙好像成为了人间地狱。这也是这场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原因。为了摆脱这个污名化的名字，西班牙人据理力争了一百年。

1920年3月，人类记录了最后一例西班牙流感病例。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后来的研究，这是一种起源于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带的病毒，它冲破牢笼肆虐人间，之后又迅速销声匿迹。沉寂几十年后，经过进化、重组，2009年，这种病毒以一种新的形式重返人间，科学家为它取名为“H1N1”。

病毒变得更加狡猾。它再次卷土重来之前，先在人类中做了试探。早在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陆军新兵感染了流感病毒。从基因上分析，这是1918年流感病毒的变种。美国政府做了最坏的打算，下令启动大规模免疫计划，全国高达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事后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在感染了200人、导致1人死亡之后，病毒再次神秘消失，倒是接种了疫苗的人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有25人因此丧命。

当2009年3月重新变异的H1N1病毒再次出现时，美国政府借鉴1976年的经验，将其定性为“温和”，认为灾难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的爆发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决定了政府除了公共安全外，还要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影响。尽管WHO此时已经拉响警报，将预警提高至5级，美国疾控中心也反复强调，全球大流感近在咫尺。

8月下旬，美国假期结束，大量学生返校，被视为“温和”的H1N1病毒暴露出杀手本色，美国境内疫情加速，死亡人数迅速增加。许多专家开始反思，媒体又一次连篇累牍报道，WHO将预警提升至最高的6级，恐慌再次袭击美国。10月23日，在斟酌数月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按下了国家紧急状态按钮，此时距离疫情始发已经过去大半年。据CDC估算，截至此时全美已经有数百万人感染，至少2万人住院，1000人死亡。

至2020年，CDC公布最新一季流感数据中，新型H1N1病毒被列入了普通流感之列，人们对它已经不再陌生，且有了应对它的成熟经验。墨西哥山上矗立起一尊埃德加青铜像，这个叫埃德加的5岁小男孩是2009年美国大流感爆发前，最早被检测出H1N1病毒的患者。

02 SARS肆虐的助力

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谎言无处不在，这句话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时再次被印证，人们扼腕叹息。或许在2003年的春天，经历了那场SARS疫情的人们也曾经这样叹息着。

2003年12月10日，广州军区总医院收治了一名肺炎患者，36岁的黄杏初在深圳一家饭店担任厨师，送往医院前两周出现发热、无力、恶心等症状，在当地的河源市人民医院被当做感冒，治疗一段时间无效。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时，黄杏初高烧7天，全身发紫。

12月17号，河源市人民医院传来消息，与黄杏初接触过的11个医护人员出现相同症状，河源市人民医院迅速将此消息反映到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卫生厅迅速开始采样检查，但这时候病原体已经分离不到了。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全世界最大的季节性人口流动狂潮，而广东正是这种狂潮的参与者。尽管广东已经流言纷扰，但广东政府担心民众反应，并没有及时作出反馈，导致2003年的春节成为病毒疯狂的蔓延之旅。

2003年农历大年除夕之夜，广州中山三院收治后来被称之为“毒王”的患者周某。经过6个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可是肺炎的阴影却笼罩了参与救治工作的所有医护人员，在中山三院，周某传染了两批共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

在周某住过的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肾内科64岁返聘教授刘某“中招”，2月中旬开始发低烧、咳嗽，他凭着医生的判断认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2月21日，他和家人一起到香港准备出席妹妹孩子的婚礼。当天下午入住京华国际酒店，当晚连续高烧、咳嗽、喷嚏，并在9楼走廊上呕吐。京华国际9楼走廊成为一个向全世界散播病毒的超级传染源。

2月23日，一位徐姓商人从广州出差回到山西太原，发烧38.8度，两天后高烧40度。3月2日他被送到301医院，事后查明，这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事实上他在去广州之前，作为媒体工作者的母亲询问了广州的同行，肺炎疫情是否属实，被告知“都是谣言，不要相信”，而徐姓商人在广州的出租车上询问司机，司机说“我们每天都不戴口罩”。2003年互联网刚刚兴起，徐姓商人试图在互联网上查询疫情信息，却得知非典肺炎是一种很轻的病症。

每年3月是北京召开两会的时间，街上车水马龙。但这种繁忙让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感到恐慌。整个急救中心的200多人，90台救护车每天奔波在北京城的各个街道上，负责转运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仅仅4个小时，转运病人的数字就达到134个。

即使如此，当时的电视还在反复强调，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北京是安全的。就连医生，也无法查询到关于肺炎治疗的任何信息。那位徐姓患者的父亲不久被确诊送到301医院，不久又被转运到302医院，救护车上的302医院急救科主任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连口罩都没戴。病毒开始入侵解放军302医院，潘多拉之盒悄然打开。

这是一场全方位的侵袭，既关于病毒，也关于人性。患者隐瞒病情，医院拒绝接收，已经确诊的患者出于种种心态主动或被动在各大医院之间转院。医患之间的罗生门事件不断上演，有一名患者害怕医院拒绝收治，隐瞒自己接触过非典患者的事实，最终导致13名医护人员感染。

纪录片《非典十年祭》总结道：“无法查询到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网络，媒体迟迟无法介入的封闭尺度，事后证明，是非典肆虐的助力。在一个信息从南半球传递到北半球只需要两秒的时代，北京的医生不知道广州的疫情究竟是何种模样。这就是2003年的春天，北京被猝不及防击倒的原因之一。”

直到2003年4月20日，这是非典疫情中最值得铭记的日子。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非典疫情：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北京339例，是5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

03 来自地球角落的致命危机

即使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人类仍然无法找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最早在哪里显现，有人认为它来自法国一战西战场，有人认为他来自堪萨斯州，还有人认为它来自中国山西省……然而无论是那种看法，毫无疑问的是，大流感是从某个小范围、不算严重的病症扩散到了全球。

普通人并不能区分普通感冒和流感，而且在语言上较少作区分，这就为流感的防控埋下了隐患。就像西班牙流感最初只在福斯顿的新兵营中扩散，人们一开始只当这是普通感冒，最终却是造成将近一亿人死亡的“大流感”；美国的H1N1、中国的SARS也都爆发于一个人或是某几个看似不相关人的“小小感冒”，就像黄杏初回忆所说“整个感觉就是像感冒”。

“大瘟疫”往往来得措手不及，这就需要国家建立应对瘟疫的完备机制。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敲响了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警钟”。

SARS疫情首次全国通报病例是在其爆发后近4个月，“无法查询到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网络”这一现象背后不仅是缺乏公开透明的意识，客观原因则是缺乏真实的统计数据。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之间互不通气，感染病人的数字都统计不上来。”

2003年5月，在抗击SARS的“攻坚”时刻，国务院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标志着我国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处理进入法制化轨道。随后，“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即民间俗称的“传染病直报网”建立，2004年4月1日正式运行，该系统帮助上至大三甲医院下至县镇卫生院都可通过计算机，无需任何审批和中间环节第一时间将已确定的40种传染病、不明原因肺炎直接上报给国家疾控中心。到2008年间，我国逐步搭建了应急体系—“一案三制”，即《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以应急预案为基础，对卫生应急事件的处理作出全方位的规定。同时，2007年，卫生部先后印发了《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理方案》（试行）和《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方案对不明原因肺炎和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作出了详细的定义，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发现后立即上报并在12小时内进行会诊和排查。这两个方案还对疾病的调查和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017年我国又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在23个省份布局建立4类48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实现国家队各省份全覆盖，实现队伍车载化、集成化和自我保障化。

2013年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SARS的爆发，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重视程度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所以2009年的猪流感事件来看，中国采取了外堵疏漏、内防扩散的方针，很快做好了隔离和防控，并及时找到了病源，在5个月内就研制出了疫苗，让一亿人进行了注射。

然而钟南山院士也提到，中国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时，按道理是比较优越的。但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对类似事件不够重视，或者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处理的话，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突发疫情的上报问题，“一案三制”的应急体系确实解决了机制层面的疏漏，而另一个问题则是权责分配。2020年2月27日，又一场瘟疫—新冠肺炎爆发后一个多月时间，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CDC地位太低，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在美国，CDC可以直通中央，不需要逐级申报，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社会公报。这是需要改变的，CDC的地位要提高，要有一定的行政权”。

我国的疾控中心要从1953年说起，类似当时的社会方方面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样，疾控也效仿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从省到市、县的卫生防疫站，总数超过两千个，当时的“灭四害”就是各地防疫站的主要工作。

直到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各地防疫站一直是人员工资、运营费用国家全包全额事业单位。但市场化浪潮下，“给政策不给钱”将各级防疫站推向了收费疫苗的“创收”业务。同时，卫生监督检查职能此时也在防疫站的权力范围内，卫生监督检查自然也成为了防疫站的收入来源。

进入21世纪，美国CDC抗疟疾的“英勇事迹”感染到了中国，对标美国CDC，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李立明则牵头建立了中国CDC。剥离卫生监督检查职能、设置卫生监督所，各地防疫站更名疾控中心，但仍作为卫生局下属事业单位。此时的疾控中心大多数成为了全额单位。

2003年以前，虽然构想自美国CDC，但中国疾控中心实质上与其几乎全然不同。中国CDC从来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四级结构。作为地方财政的“全额单位”，全国各地三级超过3500个疾控中心，其人员薪酬、运营经费几乎全部由各地卫生局负担，因而接受后者管辖，而坐落在首都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也仅为各地疾控中心提供“业务指导”，即重大疾病的研究、预防、控制业务的指导。

非典之后，“一案三制”体系使得疾控中心四级结构基本完成，但其触手至今仍未伸向“大瘟疫”到来最首要的环节—基层。

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其落实的首要人物，即“保基本”“强基层”两项使命。当时国家卫生部有意让疾控中心来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然而囿于其长期的“研究机构”属性，最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由卫生部基层司承担。

最专业的传染病防控机构与具体工作落实的职能机构二者分离，疫情爆发后，一个无实权，一个不专业。投入近20年，号称“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在2020年的春节到来之际，在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暴戾之际，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

04 病毒从未消失

1979年10月25日，全世界在此前两年中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天花病例，这一天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天花的消灭在于其一个致命弱点，即天花只在人际间传播。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牛痘接种法被介绍到全世界，直到1980年，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

天花的消失是人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消灭传染病毒，前后经历了数百年。更多时候，人类只能听任“大自然”的安排。纵观历史上的大瘟疫，虽然这些疫情迄今为止都“消失”了，但大多是自然的作用，且真正消失的只是“感染力”和“致死力”，病毒从未消失。

据后来者研究，1918年流感的“消失”在于两种自然力量，一是免疫，二是病毒本身。免疫的作用在于当病毒感染一批人后，这批人至少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免疫力，被感染者痊愈后被同种病毒再度感染的概率较低。病毒本身的突变速度非常之快，突变使其致命性变弱，但这并不是一条定律，仅仅表示一种可能性。流感就在这两种自然的作用下“消失”了。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就是1918年流感病毒的变异，它的爆发和消失也离不开自然的作用。其中季节性因素十分凸显。虽然每年都会推荐疫苗接种，但毒株却一直在变化，因此每年2月份，WHO都会召开专家会议，根据前一年的毒株情况确定下一个流感季节北半球流感疫苗推荐毒株。

非典的“消失”则在于宿主隔离、传播途径截断，即禁食野生动物、隔离患者、气温升高。

对于全球现存疫情，埃博拉疫苗是经历长期研究成功上市的典型。默克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目前已通过WHO疫苗认证程序，刚果、布隆迪、加纳和赞比亚已决定对其发放许可证。

实际上，类似埃博拉疫苗这样经过长期研究得以上市的仍是少数，当一场流行病结束了，其药物疫苗也就失去了市场，在没有强大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对该疾病无论是治疗药物还是疫苗的研发往往被迫“半途而废”。但既然病毒从未消失，对药物疫苗的研发不应仅是为应对市场，还应为下一次病毒的侵袭秣马厉兵。

疫苗的成功，为保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其规范化过程十分复杂。疫苗研发到上市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申报临床、临床试验机构申请、注册临床试验、疫苗上市、疫苗生产、疫苗质量标准控制等过程，整个过程耗时长达8至20年。SARS疫苗至今未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的一个原因在于疫情结束后就失去了市场，商业公司难以大规模投入研发、国家的持续投入并不足以支撑多方位的研究。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原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传染病科终身教授翁心华曾表示，SARS疫苗未能成功问世，由于SARS疫情不复存在，已经没有上市的必要了。

在全球来看，药物疫苗的研发都存在长期投入难题。据悉，上述埃博拉疫苗在研发、生产阶段都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投入。在研发阶段，加拿大政府捐赠了200万美元，来自加拿大国防计划，在生产阶段，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发展局投入1.75亿美元与默克公司联手才使得埃博拉疫苗成功上市。而这距离埃博拉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爆发，已经过去超过40年。

然而，与流感病毒不同，埃博拉、SARS等冠状病毒作为突发性传染病，并不适用于类似世卫组织每年公布毒株情况的流感疫苗预测机制，就像SARS至今再未发生过，几乎监测不到毒株情况，也就无法做出疫苗预测。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次突发急性传染病，人类都如此被动，追都追不上病毒的传播。如果疫苗能提前研发，就相当于把枪膛上好，等病毒出现后直接歼灭。”对于疫苗研发的长期过程而言，商业公司受制于商业利益往往无法进行持续性投资，这也就需要政府联合科研机构，出台相应计划，建立针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药物疫苗研发机制，为药物疫苗研发提前做出储备。

就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此前所言，“疫情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疫情来了再做。国家有必要建立防疫科研白名单，形成真正有力的‘首席科学家’体制，长期支持一批团队一辈子就做某种病毒或细菌的深入系统研究，不追热点，敢坐冷板凳，别管这个病毒是来了还是走了。如果觉得单个团队有风险，还可以设置A、B团队互相PK。这样国家投入的经费比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还能花在刀刃上。最关键的是，一旦疫情发生，就能迅速找到最权威的团队，即使出了事故也知道打谁的板子。”

每次病毒来临，人类无比笃定自己会在第一场春雨时胜利，殊不知，人类只是不停地奔向下一场灾难，毕竟“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来源： E药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