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锁的生命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比尔盖茨的说法或许是对的，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疫苗之前，人类的正常生活或许并不会恢复，这或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为受影响最严重的患者提供支持性的治疗，并深入研究当前治疗COVID-19的药物，目前很多药物正在300多项临床试验中进行使用和测试，而羟基氯喹就是最近出现在新闻中最多的药物。

短期内重新利用现有的药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这也并非没有挑战，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来治疗新的疾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这要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常见，在一种药物上市之前，其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测试，并被证明对某种特定的疾病有效。然而，一旦上市的话，这种药物就被医生认为合适的挑战开具处方，也可以根据医生认为不需要测试和证明有效的其它条件开出药物处方，这种做法被称之为“标签外”处方，这就会使得一些用于治疗其它疾病的药物被重新利用起来。

虽然“标签外”药物处方的确切数字不详，但2006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推测其占到了处方药物的21%，而不同的药物类别差异很大，比如从糖尿病药物的1%到精神科药物的31%，再到抗癫痫和心脏病药物的46%，而且近乎73%的“标签外”处方药物都缺乏相应的科学支持，同时其也因功能而异，从94%较高比例的“标签外”精神病处方药物到46%低比例的糖尿病药物等。

使用非适应症药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罕见病和被忽视的疾病而言，有时候只有非适应症用药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制药公司几乎没有开发药物的经济动机，诸如COVID-19等其它疾病根本就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靶向治疗，一般而言，一种新药的开发和批准需要12-15年时间。

“标签外”药物在药物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医生通常会对现有的药物进行新的疾病试验，实际上，据估计，50%以上的现有药物的标签外新用途都是由医生首创的，这些新的用途通常是通过偶然的机会或类比推理发现的，而医生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猜测，认为一种药物或会会对类似于它被批准的病症有效，而最近，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网络理论和AI等更为复杂的工具来预测多种药物对COVID-19再利用的潜在效用了。

保妥适（Botox）就是一种药物再利用的常见例子，其最初被批准用来治疗眼睑肌肉的异常收缩，后来研究者偶然发现其能释放眼部周围的皱纹，通过类比推理，其就作为肌肉麻痹药物被进一步扩展到其它肌肉群中，从而治疗脑性麻痹和偏头痛所引发的痉挛。药物再利用也被称之为突破性疗法的源头，FDA批准的第一种治疗白血病的化疗方法就是通过重新定向芥子气而开发的，这是科学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现的，当时人们利用芥子气来治疗士兵出现的白细胞降低症。

我们往往认为药物时针对特定疾病的灵丹妙药，但人体非常复杂，当药物被广泛使用时，研究者常常会发现其新的用途，据估计，新药在获得批准后的15年内平均仍然能够开发出5种新的用途。原因在于，尽管药物仅会影响机体的一个通路，但这个通路可能正在调节多个生理过程，比如，肺部和心脏中的ACE2受体会参与调节机体血压，但其同时也是诱发SARS-CoV-2冠状病毒进入宿主机体的关键点，这一发现让很多患者陷入了恐慌，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继续服用高血压药物，当然了，还有一些药物会影响机体的多种途径，而阿司匹林被认为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发挥其退烧和保护心脏的作用。

药物与人类机体之间会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也是药物会给人带来不舒服副作用的原因，同时药物的再利用也带来了自身的挑战，目前上市的药物都经过了安全性测试，这也是为什么相比新药研发而言，在治疗COVID-19上研究人员有更多选择的原因，然而，对于不同疾病或病情较重的患者群体而言，药物的安全性或许会有所不同，一项基于加拿大患者的研究发现，当一种药物在适应症范围之外使用时，其引起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要比其它批准的适应症使用要高出44%。

在被我们所寄予厚望的药物中，有些药物被证明是危险的，因为给患者用药或许会影响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来自美国的初步病例研究显示，服用药物羟氯喹的患者比不服用该药物的患者更容易发生死亡。这就好像在医学中一样，对现有药物进行重新利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就必须根据每个新的候选药物的潜在效益进行评估了，我们的谨慎希望必须与快速和严格的临床试验相平衡，从而才能提供有效性的证据，我们对潜在突破的热情也必须被重新利用的复杂性的认识所调和。

来源：生物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