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针对《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引发全网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或许意味着“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将从东北三省率先试点。

事实上，随着我国不孕不育率持续上升、总和生育率接连下跌，关于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声音便频频传来。然而从二胎开放带来的“人口红利”来看，即使进一步开放三胎、四胎，或许也仅仅是带来了短暂的生育堆积效应。如何进一步鼓励生育，提高出生率，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民盟中央提案：将生殖健康费用纳入医保，实现“能生”且“生得起”

20世纪80年代末期，适龄人群不孕不育发生率约为2%-5%，而近年来平均发生率上升到12%-15%，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罹患不孕不育。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创21世纪新低。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全球不孕症患病率预计2023年将升至17.2%，未来全球或许将有越来越多人面临不孕不育问题。

从现实角度而言，“生不了”“生不起”是影响我国居民生育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将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根据中国新闻网3月3日的报道，民盟中央此次拟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便直指当前人们关切的生育问题，建议将生殖健康纳入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把生殖健康服务中的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或将基本的辅助生育费用纳入生育保险范畴，或通过财政补贴降低试管婴儿费用，让那些想生的人“能生”且“生得起”。

生殖医学的发展为广大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生殖医学能力建设特别是辅助生殖技术与服务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生殖医学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优质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生殖中心，出现就医难、就医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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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首先是对不孕不育问题的重视不足，不育症治疗周期长、费用高，却属于全自费医疗服务，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再者，生殖医学是一门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但是生殖医学中心大多都设立在妇幼保健院，很多都面临着缺乏其他学科人才支持的问题；最后，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生殖中心，出现就医难、就医贵现象，导致非法乱象恒生，同时也助长了学科的惰性。

为此，提案建议，首先将生殖健康纳入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原有的“控制生育率”修改为“安全的有计划的生育和保健”，并在条件适当时全面放开生育，鼓励生育并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其次，应该加强生殖医学创新研究和服务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开展辅助生殖业务的大型三级综合公立医院设立生殖医学中心；最后，应加大政策支持，鼓励不育夫妇尽早通过医学途径完成生育，最大程度地避免不育夫妇走弯路、多花钱。

辅助生殖区域布局不合理，放宽辅助生殖技术准入何时到来？

从民盟中央此次的提案不难看出，设立更多合法合规的辅助生殖机构将是保障不孕不育患者生育健康权益的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我国在辅助生殖服务方面就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有条件且有资格开展辅助生殖服务的医疗机构却似乎相对不足。

尽管2016年至2019年，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从451家增加到517家，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生殖服务却仍然处于短缺状态，我国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资源配置极不平衡。

2020年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潘小平等刊发的《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配置现状及公平性初步分析》一文指出，按人口累计百分比计算所得全国生殖机构数，其配置结果比较公平，但按照面积累计百分比计算所得全国辅助生殖机构数，配置结果为高度不公平。

辅助生殖资源配置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的求医路。根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参考数据”，2018年，全国的体外授精治疗周期总数为1082192个。在近1000万的生殖辅助技术需求中，能够满足的只有11%的人群。

随着总出生人口的下降，我国对于辅助生殖越来越重视，对于辅助生殖机构的资源配置不足问题也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下称《指导原则》），提出要注重区域布局的合理性，以及解决辅助生殖机构多散乱等突出问题。

当然，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如何进一步增加辅助生殖机构的数量、放宽辅助生殖技术准入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划。

参考资料：

1.民盟中央提案：部分城市中产因试管婴儿返贫，建议将生殖健康医疗服务费纳入医保

2.生殖辅助机构够不够？ 国家卫健委又将如何重新规划？

来源：生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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