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4日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这种自有人类以来便存在的古老传染病，在上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有着多个化身，其中又以痨病和“白色瘟疫”这两个名字最为闻名。

但直到被确诊，“秋刀鱼”才第一次听说肺结核，他至今也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中招”的，“也许只是路人咳嗽了一下而已”。在治疗顺利的情况下，“秋刀鱼”或许可以在半年的诊疗后复学。

在许多人眼中，结核病已经像天花一样，成为了一种消亡的疾病，然而，人类实际上还远未征服昔日“十痨九死”的“白色瘟疫”。据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透露，在中国，目前每年仍然新发80余万名患者如“秋刀鱼”一样被肺结核折磨着。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结核病控制报告》则显示，中国是全球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患病人数居全球第二位，2017年，中国新增88.9万名结核病患者。而2019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约996万，估算HIV阴性结核病死亡数约为121万。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2035年终结结核病的流行，即将结核病的发病率从10万分之85降到10万分之10以下。对此目标，李亮认为形势不容乐观，“距离2035年还有14年的时间，中国现在每年的结核病人数下降速度在3%左右，按照这个速度估算，我们只能打持久战，而非歼灭战、速发战。”李亮说到。

不易守、亦难攻，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消灭结核病的胜利可能依然遥遥无期，持久战必不可少。

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正是造成这场持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核病属于一种慢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其漫长的治疗过程、呼吸道传播的难控制性也让防治体系的搭建产生了难度。

这些年来，中国已然为结核病患者的生存状况做出过不小的努力。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高孟秋介绍到，在结核病的治疗方面，中国已经搭建起了很完善的管理网络，各个区县都有疾控中心的结核病防治科，或者独立的结核病防治所，一些地级市医院设有专门的感染科科，部分地市有结核病专科医院等等。

政策支持之余，国家财政对结核病的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增大。据李亮介绍，全国结核病防控经费从90年代初期的2000万到现在9亿余元；随着医学发展的进步，诊断、治疗药物方面中国也一直在进步。

“因为一个病而专门设立一家医院的，也就只有结核病了。”高孟秋说。

高孟秋期待着未来可以研发出快速治疗结核病的药物。“这几年在药物研发上看到了很令人鼓舞的成果，耐药结核的治愈速度已经大大提高。原来的治疗时间是18-24个月，由于新药的加入，现在已经有6个月或者是9个月治愈耐药结核病的短程治疗方案报告，大大缩短了耐药结核病治疗时间。”高孟秋说到。

虽然政策、研发技术在持续的调整和进步，但结核病的管理还是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难攻破的问题当属：传染源无法从根本上隔绝。

结核病中有接近一半的患者带有传染性，这些人群仍存在病耻感，即“不愿被知道”。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传染源就成了难度。针对学校结核病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20年颁布了《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其中要求：如果学生患有传染性肺结核或重症肺结核必须休学。但对于一般结核病患者目前尚无这项要求，医生只能从道德层面给出建议，希望痰菌阳性（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病人停工休养，居家隔离。”

换句话说，目前阶段除了学生，社会上的结核病患者是否选择主动隔离是凭个人意愿的。并且即使患者想要隔离，也往往会面临着没有合适的场所、没有足够的生活费以及场所费、停工后能否保证复工的问题所困扰，这也是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但对待这个问题，高孟秋也表现得颇为乐观。“全国每年有新发结核病80多万，按照50%病原学阳性比例算下来共有40万患者有传染性，按照新冠肺炎防控的力度，如果举全国之力来做结核病的隔离也不是不可能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盖茨基金会组织的结核病防治相关视频中也表示，希望政策可以更注重扩大检测，尽量地发现病人并给予充分的隔离。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结核-艾滋病组副主任钱秉中还认为，对中国而言，结核病的其中一大威胁来自于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中国人群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比例约20％，人数将近3个亿，而中国由潜伏性结核感染重新激活发病的结核病患数量极大。

不过，为防控新冠采取的筛查密切接触者的措施，则正好为寻找LTBI病库、扩大结核病预防治疗（TPT）提供了借鉴。

“现阶段来看，我们的疫苗等技术仍然不够，所以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策略和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要寄希望于民众对结核病了解程度提高，同时还要为长期的斗争积累经验。”李亮说。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