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村夫日记　

与互联网医疗类似，支付方决定了数字疗法的发展趋势。不过，由于数字疗法本身的市场天花板很低，无法像在线问诊那样进行持续的扩展，即使纳入支付方，对其的助推作用也远不如互联网医疗。本质上来说，数字疗法更像药品，但又无法像药品那样纳入大比例适应症人群，其面临的挑战要远大于互联网医疗。

从全球市场来看，由于在线问诊受到疫情的催化，已经透支了未来5-10年的市场空间，投资者正在将目光投向在线医疗的其他领域。从美国市场来看，数字疗法由于能以更高的月费向企业和商保公司销售而获得了青睐。与传统的在线健康管理相比，数字疗法以循证医学为依据并强调自身的辅助治疗功能，希望借此获取比传统健康管理更高的支付价格，从而推高自身的营收。不过，企业和保险公司对数字疗法的报销更多的集中在无处方的数字疗法。这是由于以处方开具的形式降低了用户的可及性，由于获取和使用的方便性被人为降低，即使企业愿意支付，员工使用的意愿度也不高。

处方类数字疗法在德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一个将数字疗法纳入医保的国家，德国虽然从2020年9月开始批准第一款DiGA（数字疗法APP）进入医保，医保已经将数字疗法纳入报销，但从使用量来看，即使纳入医保之后，德国的数字疗法产品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来自医保的数据也证明了实际数字医疗的处方量很少。疾病基金vdek表示，截至2021年1月底只有几百个处方开具出来，而TK则以在数字医疗领域报销较为激进知名，其在2021年上半年也只报销了1000张数字医疗处方。

处方类数字疗法的尴尬明确了市场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可及性和疗效。

首先，从可及性来看，是否开具处方是可及性的关键。无处方的数字疗法由企业批量采购，而员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选择是否参加。以Livongo为例，其糖尿病管理的员工参与率为35%，由此可以得出其市场发展的规模。但如果Livongo将其服务变为需要处方的模式，35%的转化率很难达到，因为企业员工如要使用这项服务必须首先寻求医生开具。而医生开具处方则意味着自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医疗风险。即使没有医疗风险，由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有守门人制度，医患关系属于熟人模式，如果疗效不好或很难证明疗效，医生的声誉会因此受损，对于维护医患关系带来了挑战，医生要面对病人流失对自己财务上的压力。这导致医生开具处方的意愿度大大下降。在德国也是如此，只有1/4的医生有兴趣开具数字疗法的处方。

其次，由于数字疗法并不像药品那样无需患者去进行任何自我管理，其能否带来疗效主要取决于患者的依从性，这仍然不能脱离传统健康管理面临的困境——逆人性所带来的疗效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慢病领域成功的livongo和Omada都依靠重人力投入，在线上投入大体量的健康管理师对用户进行重度管理。而在精神治疗领域，比起仅靠文字和软件来进行管理所带来的极度不稳定，高频度的视频谈话疗法取得了明显和稳定的疗效。这都说明了单纯依靠软件和患者自觉不仅难以达到在小范围试验所获得的疗效，也给从业者带来了明显的误导，以为数字疗法可以在无人工重度干预的前提下达到类似药品的效果。

当然，在部分领域，尤其是精神健康领域，由于服务可及性差和支付方覆盖广度和深度都较弱，数字疗法能够获得一定体量的自费用户。但自费用户的流失率高，这导致公司营收的稳定性差，且到一定体量之后就无法再扩大规模，不得不向B端转型，希望借助支付方来扩大营收。但从Talkspace的发展历程来看，B端大客户虽然签约率较高，但向C端员工的转化率远低于Livongo，这导致其向B端转型的道路出现明显挑战。因此，即使Talkspace通过SPAC上市，股价也长期低迷（市值只有5亿美元）。

如果回到中国市场来看，自费市场只可能集中在完全刚需的部分心理治疗领域，尤其是自闭症和阿兹海默，但用户仍会看疗效。事实上，纯线上受制于疗效的不确定性，必然无法商业化，必须依靠和线下联动来发展。因此，即使在精神健康领域，市场规模仍然无法真正发展到理想的体量。而对其他慢病，用户自费的愿望极低，数字疗法不可能单独依靠自费来发展。慢病本质不是刚需，中国仍有2/3的慢病人群不服用任何药物，遑论其他治疗手法。

而从德国的模式来看，即使数字疗法能被医保覆盖也无法推动其自身的规模化，更谈不上商业化的可能性。而且，德国医保的广覆盖能力相适应的是其强筹资能力，其医保筹资是个人工资的15%（企业和个人各7.5%），中国医保的筹资无法达到这一水准，自然也就很难做到广覆盖，对数字疗法的纳入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也无法推动数字疗法在中国的商业化。

而中国的商保市场较为弱小，医疗险总体已经进入红海市场，所有与健康管理相关的服务都是获客的手段，不排除部分公司会将数字疗法纳入。但从之前将慢病管理纳入保险报销的实践来看，无一款产品能真正带来相关服务的放量，对数字疗法的实际推动几乎是不存在的。

当然，就像互联网医疗一样，药企是对数字疗法最感兴趣的。就像保险一样，药企完全可能采购数字疗法并作为辅助治疗来送给患者。但随着集采的推进，药企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能有足够利润送给患者的产品占比将越来越少。

因此，中国市场数字疗法的发展不过重复上演了之前互联网医疗的剧情，数字疗法最终只能成为药企拓展的渠道，尤其是统方的工具。当然，就像互联网医疗一样，仍有部分公司依靠其他收入存活。随着监管的趋严，这一市场潮流的消散是可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