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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2月2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在3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市民须进行3次核酸检测。

香港第五波疫情正面临困境，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数据统计，2月21日香港约新增753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另有6892例初步确诊。全民检测推行后，香港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将继续升高。而其背后则凸显出香港医疗系统公私营资源分配失衡的弊病。

香港医院管理局发言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香港公营医院的急症室已严重超负荷，公立医院的隔离病床、社区治疗设施及社区隔离设施已饱和。为缓解人手不足，香港医院管理局已积极增聘退休和私营医护人员加入团队。此外，医院也陆续缩减预约手术、专科门诊和预约检查等非紧急服务，缩减幅度已超逾五成，以腾出人手到前线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董余达明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每当大流行疾病来临，香港医院病房总陷于崩溃边缘，根本原因在于香港公营医院的医疗着力点——前线医生不足，由于社区缺乏有效的基层家庭医疗，导致大量病人压垮公营医院，急症室、内科、儿科、老人科等前线科室人手紧张。

香港医疗医疗系统参考英国体系，由公营与私营两部分组成，医学生均经6年的大学教育，再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后正式行医，在公营医院行医，再选择特定的医学专科继续医学教育，直到取得专科医生的资格。这是公营医疗的主力。在这个系统规划下，英国的私营医生组成廉宜与全民式的基层医生系统的主要力量，可以做好日常的疾病预防，缩短民众候医时间，减少因对疾病恐慌造成的公立医疗资源挤兑，但在香港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余达明指出，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没有在香港发展基层医疗和预防医疗系统，却大力发展专科医疗，导致前线基层医生不足。大部分的基层医疗都是要市民付费的。专科医生提供的是特定的专科医疗，而对非其专科领域的病症，会转介其他专科医生跟进，因为缺乏前线基层医生统筹，导致“病患转介没完没了”。

疫情之下，公私营衔接不佳的问题更是被凸显放大。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王乔峯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香港医疗系统正是畸形在这个地方，“它只做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没做，导致公营与私营医疗系统协作性很差，甚至没有协作。”

王乔峯表示，疫情爆发下私营医生有力使不出，香港特区政府没能充分调动好两种医疗力量，医管局也没有目标与策略要分流多少病人让私营系统的医生协助。大部分市民对疫情疫情感到恐慌，没有及时得到专业的医疗咨询，“都往公营医院挤”。

余达明表示，所谓公私营医疗“失衡”，即香港以30%-40%的公营医院医生去照顾90%的香港病人，而与公营医院人数相当的私营医生再照顾剩下的10%的病人，这种失衡在过去20年没有改善。

据香港医务委员会，截至2020年12月31日，香港共有15298名正式注册医生。2018年香港卫生署统计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数据显示，有49.4%的注册医生在私营医疗机构工作，其次46.8%的注册医生在医院管理局与其他政府部门工作。自2007年起私营医疗机构已成为香港注册医生占比最高的工作选择。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已面对庞大的人力压力。王乔峯指出，公营医疗系统难以吸引和留在年轻人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公私营医生薪资待遇相差大，另一方面则在于公营医院晋升空间窄，特别是当急症室与内科的医生，成为专科医生后在公营系统内久久难以晋升，转到私营系统又没相应的需求市场，导致人员增长无法适应现实。

2020年时，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在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发表《疫情下看公共医疗》一文指出：即便没有疫情，香港公营医院服务也长期爆满，病人等候时间偏长，一直被人诟病。香港医疗水平很高，治疗方面也相当出色，但公共医疗系统倾向疾病的后期救治，预防和康复从来不被重视，这两个环节都很弱。

此外，周永新还认为，私营医生收费偏高，市民欠缺就医选择。若患者涉及长期医治与住院，大部分会选择公营医院。“公营医院只是象征性收费，一般市民都负担的起，但私营医院费用无法预测。”

王乔峯还提出，现在很多病人在家等候，远程治疗迫在眉睫，医委会和食卫局应该放宽远程治疗限制，让私人医生可以为等候入院人士进行远程诊疗。此外，港府还可以成立平台，聘请私人医生为病人解答，协助卫生署检疫和民政局的民生支援工作。公私营医疗合作，公营医院转病人到私营医院的机构已被建立，应该加强利用。

余达明表示，目前香港医管局应该改善管理，大幅增加压力点人手；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等薪酬及超时补贴，加强前线人员的士气并减少流失率。香港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可负担的全民基层家庭医疗，减少对公营医疗的压力，亦方便市民得到便宜的基层医疗，有效分流病人。